对疫情后主要金属产业发展的思考——基于2001~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数据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行业按照党中央部署积极行动，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各行各业进入稳步推进复工复产阶段。有色行业要把握生产和消费发展规律，不要为了“复产”而复产；要把复工和做好疫情防控放在首位，确保复工人员“零感染”；要进一步强化全面安全意识，加强管理和培训，为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奠定基础；已复产且以精矿原料为主的冶炼企业，要积极做好各方面协调衔接工作，确保生产安全，谨防副产硫酸胀库，确有困难应主动压产，为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近期，笔者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集中对2001~2018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年鉴数据进行了梳理。通过查找《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60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资料尽可能地补齐缺失数据，依据《快易理财网》发布的GDP数据进行计算思考，笔者认为我国铜铝铅锌镍锡产业的确应该认真思考“刹刹车”的问题。国外精炼镍率先于2004年达到消费“峰值”后，2005年精炼锡、2006年精炼铜和锌锭也达到“峰值”，电解铝和精炼铅“峰值”似乎正在形成中，即使2017年我国精炼锡消费比2005年增加6.79万吨，世界消费总量仍比2005年减少0.73万吨。

　　国外经济增长已摆脱对铜铝铅锌镍锡消费增加依赖

　　数据显示，2000~2017年，世界铜铝铅锌供需基本平衡且累计过剩，镍锡可能因统计口径不一致而表现为短缺（实际上基本平衡）。2000~2017年这18年间，世界累计铜（精炼铜）供应量过剩258万吨，铝（电解铝或精炼铝、原铝，不含再生铝）过剩1973万吨，锌（锌锭）72万吨，铅（精炼铅）468万吨，镍（精炼镍）短缺253.6万吨（应与近年不锈钢用镍的一部分被镍铁含镍取代有关，可能是镍铁中的镍被计算镍消费量而未计入产量），锡（精炼锡）短缺15万吨（可能与某些产品用锡被二次资源含锡取代有关），值得研究和探讨。

　　国外铜锌镍锡消费早已出现“峰值”，预计2025年前难以突破。国外镍消费率先于2004年出现117.5万吨“峰值”，2017年消费量为107.2万吨，比2004年减少10.3万吨。其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7个国家（以下简称G7）于2007年出现61.0万吨“峰值”；锡于2005年出现27.3万吨“峰值”，2017年消费19.8万吨，比2005年减少7.5万吨，其中G7在2004年出现13.4万吨、G20-11（G20成员国中，除中国、G7成员国和欧盟的其他11个国家）在2010年出现5.17万吨、其他(世界除G20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在2005年出现11.7万吨“峰值”；铜、锌均于2006年出现“峰值”，国外铜消费在2006年出现1345.6万吨“峰值”，2017年比2006年减少消费198.4万吨，其中G7于2000年出现748.3万吨“峰值”；2006年国外锌消费“峰值”为774.4万吨，2017年消费比2006年减少49.9万吨，其中G7于2000年出现363.5万吨“峰值”。相关情况见表1。

表1 国外出现消费“峰值”与我国消费对比情况

　　虽然国外铝和铅消费未出现“峰值”，但“峰值”或在形成过程中。G7铝消费于2006年出现1328.4万吨“峰值”。2017年，国外铝消费量仅比2000年增加了601万吨，GDP实现翻番（由32.37万亿美元增加到68.75万亿美元）。2017年，G7铝消费量比2006年减少130.2万吨、GDP增加7.25万亿美元，增加量超过2010年我国消费1650万吨、GDP6.09万亿美元。国外铅消费增长难度应该比铝“有过之而无不及”。G7于2000年出现329.8万吨铅消费“峰值”，2017年消费比2000年减少34.9万吨、GDP增长16.87万亿美元；其他于2010年出现189.1万吨消费“峰值”，2017年消费比2010年减少15.3万吨、GDP增加3.89万亿美元。虽然，2017年G20-11消费由2000年101.64万吨“震荡”增加到212.2万吨，但11个国家中已有阿根廷、澳大利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俄罗斯等6个国家出现“峰值”；消费强度已由2002年最高30.53万吨/万亿美元“震荡”下降到2017年15.32万吨/万亿美元。可以说，今后世界铅消费是否能增加，将由我国、巴西、印度、印尼、韩国和土耳其决定。2017年，我国铅产量和消费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2.10%和41.32%，其他5国合计产量占14.74%、消费量占14.72%。

　　世界各国或地区单位GDP有色金属消费强度已进入“工业化进程中资源消耗‘S’型曲线”下行区域，我国也不例外，且仍有下降可能。通过对世界及部分国家或地区单位GDP消费强度（万吨/万亿美元）统计发现，虽然2017年我国铜消费强度已由2003年最高184.6万吨/万亿美元“震荡”下降到97.13万吨/万亿美元（下同并省略），铝由2003年最高312.9下降到262.8，铅由2005年最高84.72下降到39.49，锌由2004年最高130.2下降到57.54，镍由2013年最高9.05下降到8.09，锡由2005年最高5.04下降到1.51，但2017年我国铜消费强度仍分别是全球和国外的3.38倍、5.82倍，铝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3.59倍、6.63倍，铅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2.75倍、3.99倍，锌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3.27倍、5.47倍，镍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3.19倍、5.12倍，锡消费强度分别为全球和国外的2.45倍、5.21倍，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受《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制约，铅产业具有相对独立性，能较真实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实际情况。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进口铅精矿、精炼铅及含铅消费品，不能出口废铅，必须建立比较完善的再生铅循环利用系统，能形成相对独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2017年我国净出口1.79亿个均价仅为进口均价47.98%的铅酸蓄电池，实际上是在出口静态保障年限仅有4年的铅矿产资源。如果将铜铝铅锌镍锡消费对世界经济贡献看成一个有机整体，且以世界铅消费为“基准”做计算，2017年我国铝消费系数分别是世界和国外的1.31倍、1.46倍，铜为1.23倍、1.66倍，锌为1.19倍、1.37倍，镍为1.04倍、1.38倍，锡为1.15倍、1.31倍。

　　我国已完成铜铝铅锌镍锡消费积累，形成了巨大消费“堰塞湖”

　　若以194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联合国宪章》后的1946年为百年大变局元年，可将1946~2050年的105年划分为3个阶段。

　　1946~1980年的35年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复兴阶段。由于全球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具有很强的基础性和战略重要性。在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推动和影响下，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应该是G7成员国为主导。

　　1981~2015年的35年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崛起阶段。由于全球工业化仍在进行中且不平衡不充分，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仍有较强的基础性和战略重要性。在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下，世界有色金属生产与消费呈现G7成员国与G20-11(新兴力量国家)“此消彼长”特征，中国生产和消费成为主导力量。

　　2016~2050年的35年可视为第三阶段。全球工业化进入后期，即使仍不平衡不充分，但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基础性和战略重要性显著下降、经济增长已摆脱对有色金属消费增加的依赖。随着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入，虽然我国仍将是世界上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但生产必将逐步向资源丰富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转移，消费则以满足国内中高级消费和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需要为主。预计这一阶段，我国有色金属年产量和消费量很快会“不升反降”；世界产量和消费量整体上将在“此消彼长”过程中趋于稳定，生产将加速向矿产资源丰富地区聚集，消费逐步向G7、G20-11和其他地区旗鼓相当演变。

　　追踪1946~2015年的相关数据，据不完全统计，1958~2015年我国铜铝铅锌镍锡累计消费占世界总量均超过2015年GDP占世界的14.69%，人均累计消费量与世界人均量已基本相当。1958~2015年的58年中，我国累计铜消费量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62%，铝占20.73%，铅占16.25%，锌占18.15%，镍占14.84%，锡占17.98%。其中，2015年铜消费1135.31万吨、占世界总量50.23%，铝3106.81万吨、占54.42%，铅381.62万吨、占38.06%，锌648.74万吨、占46.84%，镍96.45万吨、占50.28%，锡17.58万吨、占48.58%。相关情况见表2。

表2 分阶段我国铜铝铅锌镍锡消费占世界百分比情况

　　我国铜铝铅锌矿产资源已全面进入严重短缺状态，镍锡资源相对较好。按《世界矿产资源年评（2016）》相关数据，推算2017年我国铜矿产资源静态保障年限为14年、世界平均32年，铝土矿9年、世界平均88年，铅4年、世界平均16年，锌6年、世界平均13年，镍26年、世界平均33年，锡12年、世界平均11年。如果按2017年冶炼产品实际产量测算，我国铜为3.75年{推算2017年储量÷（精炼铜产量－再生精炼铜产量），铅锌镍锡雷同}、世界平均33.77年，铝土矿4.49年{（推算2017年储量÷（电解铝产量×4）}、世界平均110.22年，铅2.79年、世界平均16.29年，锌4.01年、世界平均11.84年，镍13.29年、世界平均43.98年，锡6.71年、世界平均10.87年。

　　努力构建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命运共同体，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色金属工业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打好环境攻坚战、防范产能转移使生态环境建设和化解产能过剩存在的不确定性，坚持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中高级消费和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需要为要务，推动构建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不懈努力。

　　采选、冶炼业是重金属污染行业，打好环境攻坚战任重道远。一是历史欠账多，亟待综合治理和修复生态环境任务重。二是产业规模大，是汞镉铅砷主要污染排放源。《2015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有色金属行业废水总排放量7.76亿吨、约占全国4.27%。其中，汞排放占全国53.70%、镉88.93%、铅81.02%和砷61.85%。

　　产能转移可能使生态环境建设和化解产能过剩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以广东、湖北为代表的省（市、区）急于退出传统铅锌产业。但是，已严重污染的土地怎么办？是否会刺激其他承接转移地区扩大产能？退出后已形成的铅锌二次资源长距离流转是否会产生新的环境风险？铅锌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环境风险是完全可防可控的，需要下决心偿还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历史欠账并强化监管。2000~2017年，瑞典铅精矿产量一值位列世界前11，美国、德国、日本的铅冶炼始终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以云南、四川为代表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急于依托并不完全有保障的水电资源大规模发展电解铝等产业，若不加以节制必将重复被迫搬迁地区类似的环境聚集风险，很可能成为压垮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最后一根稻草。

　　新时代我国有色金属工业产能要坚持实现“优化存量、主动减量”不动摇，努力“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逐步杜绝大规模千里迢迢进口有色金属原矿、压缩精矿进口规模，倒逼冶炼产能和中低端制造业向有需求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要深入研究1981~2015年世界有色金属生产和消费规律，实事求是地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预计我国铜铝铅锌镍锡消费将在2025年前后出现“峰值”。分析预测新时代我国有色金属消费一定要考虑经济转型等因素，特别是大数据对人民消费习惯影响等，尽可能避免只计算预期增加量而不扣除可能造成的减量。譬如：享有科技金属之誉的钽，尽管IC产业蓬勃发展，但由于科技进步和被替代特别是被优化等，近年来钽粉钽丝消费量一直稳中趋降。又譬如：一旦我国高铁网更加密实、汽车租赁市场更加方便快捷，以及消费意愿更生态环保，未来汽车消费将受到严重冲击，新能源汽车对铜消费增长贡献将不复存在。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18年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消费贡献居三驾马车之首，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到58.8%，超过资本贡献率28.7个百分点。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对有色金属消费造成巨大冲击，否则就无法解析进入21世纪来中国与美国消费存在的巨大差异。

　　预计我国精炼铜消费“峰值”为1200万吨、电解铝4000万吨、精炼铅500万吨、锌锭750万吨、精炼镍100万吨和精炼锡20万吨。即便如此，我国出现“峰值”时间整体上比G7至少推迟25年，且分别是G7“峰值”的1.60倍、3.01倍、1.52倍、2.06倍、1.64倍和1.49倍；铜锌镍锡“峰值”比国外推迟近20年，且分别是国外“峰值”的89.18%、96.85%、85.11%和73.26%。以精炼铜为例，简单测算我国2018~2035年（18年）累计消费量为1.98亿吨{（1179.1+1200）÷2×8+（1200+1000）÷2×5+（1000+900）÷2×5}，是1958~2017年（60年）累计约1.28亿吨的1.55倍，是2000~2017年我国累计约1.15亿吨的1.72倍、G7累计10136.4万吨的1.95倍、G20-11累计6129.4万吨的3.23倍。铝铅锌镍锡基本类似，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相关情况见表3。

表3 预测2025、2030和2035年我国铜铝铅锌镍锡消费量（万吨/万亿美元）

　　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与有色金属消费量占比明显不协调，大量出口中低端含有色金属产品是造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弥补发展历史欠账和加入WTO后大量出口有色金属或含有色金属中低端产品筑起的消费“堰塞湖”。初步计算，2018年我国以均价4832美元/吨净出口铜铝铅锌锡制品合计230.80万吨，超过2017年意大利消费量205.86万吨；以近4.29倍的出口均价进口8.31万吨，净出口量是进口的27.77倍。2018年我国净出口1.79亿个均价仅为进口均价47.98%的铅酸蓄电池，是精炼铅消费居高不下、再生精炼铅产量占消费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的主要原因。网上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8》可知，2017年我国实现进出口总额4.1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26万亿美元、进口1.84万亿美元；出口电动机及发动机278218万台、轴承595727万套……这些出口产品到底使用了多少有色金属值得深入研究。若按每台出口电动机及发动机平均用铜1千克计算，附带出口铜278万吨，占当年我国铜消费量23.58%、超过美国和日本合计消费量276.9万吨。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命运共同体是必然选择。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历程，有两个实事难以回避。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动或被动向我国转移先进冶炼技术和产能；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被迫压缩甚至放弃中低端有色金属加工制造业，专注与使用进口原料或中间品制造更有利可图的中高档产品。自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力量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发展经验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比“马歇尔计划”内涵丰富得多。“一带一路”肩负着探寻经济增长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和开创地区新型合作三大使命，是中国推进全方位开放的结果。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应做“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领头羊。

　　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我国具有推动构建世界有色金属工业命运共同体的有利条件。一是生产和消费能力已占世界“半壁江山”，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二是拥有较庞大的先进制造能力，可以实现互利互惠转移。三是在许多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已建立较完善的生产基地。四是国内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静态保障能力与主要消费国家或地区比，仍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且国内累积消费量巨大，有比较好的再生资源保障。新时代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坚持新发展理念，依靠军民融合强大引擎服务“千年大计”，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科技军民融合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改革强军战略的交汇点，是党中央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部署，是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有色金属工业的创新发展，要尽可能发挥我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军工优势，努力按照《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一主、五辅、多节点”，特别是“五个外围组团。与起步区分工协作，按功能定位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布局电子信息、生命科技、文化创意、军民融合、科技研发等高端高新产业，以及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的新区城乡空间布局，建设以军民融合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为特征的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在满足雄安高质量建设、创造“雄安质量”需要的同时，为建设有色金属工业强国提供新动能。